比尔•盖茨(Bill Gates)说，电脑拯救不了世界——不管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硅谷其他人怎么看。互联网的威力根本帮不了全球最贫穷的人群，倒是根除某些疾病有望造福于穷人。
盖茨自称是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t）。但他不相信技术能够拯救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相信技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根深蒂固且相互关联的问题：疾病、贫困，机会匮乏和由此带来的绝望。“我当然喜欢IT的玩意儿，”他说，“但当我们要改善人们的生活时，你得处理一些更为基本的事情，如儿童的生存和营养。”
如今，对于技术如何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似乎美国西海岸的每一位亿万富翁都有着同一个愿景。这种新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互联网是一股推动社会和经济改善的不可回避的力量；网络互连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公益。正是这种观点促使扎克伯格最近制定了一项旨在帮助全球民众都能上网的计划。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还有50亿人未能连接网络。这位Facebook的老板称，此举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在被问及让全球人都能上网是否比找到疟疾疫苗更重要时，微软(Microsoft)联合创始人、世界第二富豪盖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优先普及互联网？这简直是开玩笑。”
接着，盖茨的语气又回到了他在辩得最起劲时常常流露出的那种嘲讽上，他说：“就拿这种疟疾疫苗（这个）我正在琢磨的古怪玩意来说吧。嗯，哪一个更重要，网络连通性还是疟疾疫苗？如果你认为网络连接是重要，那很好。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58岁的盖茨仍旧是年轻时那般缺乏耐心和求知心切。近40年前，他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辍学，后来缔造了全球第一家成功的软件巨擘。此时此刻，他坐在西雅图华盛顿湖(Lake Washington)畔的办公室里，心态比以前更轻松。他的发型也更为讲究，举手投足间更明显地散发出成熟男人（他的孩子已进入青春期）那典型的自嘲气场。但那始终如一的知识分子的特性，使得他仍忍不住要对那些他认为荒唐的想法嘲笑一番。本次专访结束后，他的助手们打电话来，试图说服我不要报道他对扎克伯格的评论——作为一名跨越科技界和慈善界的资深政治家，眼下挑起争论可不是上策。
但很难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盖茨的言论往往与新一代技术统治论的亿万富翁们格格不入。他是第一个想象电脑计算可能渗入日常生活的人，当年微软的使命就是让每张办公桌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台个人电脑(PC)。但当别人津津乐道互联网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时，他却不抱任何幻想，认为互联网对改善世界穷人的生活不会起到太大帮助。
他说：“创新是件好事。人类的生存条件正因创新而不断改善，暂且不提生物恐怖主义和几个脚注”但是，尽管“科技是神奇的，但它根本不能按照我们设定的时间表却造福最需要帮助的人们。”
盖茨说，他曾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这个观点，当时弗里德曼正在著述《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2005年出版的这本书，最终成为一部突显历史仿佛就要终结的乐观情绪的著作。这种乐观情绪是伴随中国和印度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而这种转变正是在互联网革命的帮助下实现的。盖茨说，“好吧，可以去看看印孚瑟斯(Infosys)在班加罗尔的商业中心，但不妨观察得到位一点，到距那些中心3英里外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生活在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环境中的人们。”“世界不是平的，在人类需求阶梯上，PC排不到前5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盖茨将自己的财富以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其他亿万富翁或许几乎把行善当作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但对盖茨来说，这是一种道德需要。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决定投身于防止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或提高美国教育水平这样的事业，是因为在道德层面经过了仔细的考虑。
他援引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Paul Singer)曾提出，为什么会有人捐钱给某个博物馆兴建新的侧厅，而不是把钱花在预防可能导致失明的疾病上。“从道德层面说，这样的举动就等同于我们把1%的博物馆参观者变成盲人。”他说，“就因为博物馆有了新的侧厅，他们就愿意冒这个风险吗？嗯，也许这个变成盲人的构想野蛮了一点。”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为慈善事业大开支票的盖茨，现在和其他人物相比很可能拥有影响更多人生活与健康的威力。1997年，他与妻子共同设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5年前他从微软的全职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致力于该基金会的工作。如今，该基金会每年支出近40亿美元。很大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抗击疟疾或资助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以求改善健康状况、摆脱贫困。这一数字接近2012年美国政府全球健康倡议支出的一半。
在许多方面，盖茨都堪称成功高科技创业家的典型代表——他是充满激情的电脑狂，几乎单凭远见和锲而不舍就缔造了一个产业。但是，对于一代曾效仿盖茨的、有抱负的技术梦想家来说，尽管盖茨的偶像地位仍不可动摇，但他的职业生涯轨迹已经光环褪去，包括连环创业家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也这样看待盖茨，迪曼蒂斯曾创立X Prize，该组织在1996年设立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大奖，拟颁给首家开发出亚轨道太空火箭的私营机构。迪曼蒂斯喜欢宏大的构想，他的最新创意涉及从近地小行星上开采矿物。
迪曼蒂斯认为，致力于减轻穷苦人群苦难的盖茨基金会，有点像20世纪早期“强盗大亨”的那种慈善，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的作为，他们建立并利用垄断企业来发迹，然后在晚年将向崇高的事业大笔挥豪。他说，与之不同，最新一波技术梦想家致力于缔造能够改变世界的全新产业。
实力达到顶峰时的微软，曾试图利用其在PC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计算行业赚取最大化的利润，这种做法使得竞争对手和初创企业对其又恨又怕。如今，随着PC产业日渐衰落、微软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受到质疑，尽管微软仍是市值仅次于苹果和谷歌后的第三大的科技公司，硅谷人士在谈到微软时流露出的则是近乎不屑的语气。
盖茨不愿回答有关微软的问题。不过他说，与一直以来外界的猜测相反，他无意像当年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回去重振苹果那样再度执掌微软。他还承认，目前他花在微软身上的时间远多于预期水平，他离开时确认的是每周一天。盖茨仍是微软董事长，他参与物色接替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出任首席执行官的人选，他说他仍与公司的某些产品小组定期开会，并预计会在下一任掌门人获得任命后，投入相当的时间与其合作。
同时盖茨还对迪曼蒂斯有关缔造新产业比捐钱搞慈善更有益于世界的观点给出了尖锐的反驳：“一个产业只有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时，才是有价值的。不存在，至少在我心中不存在“我们需要新产业”的概念，我们需要的是孩子健康成长、人们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让世界根除小儿麻痹症这样的灾祸，光有金钱是不够的，虽然雄厚的资金必然是有益的。我们还需要深远的思考、组织技巧、以及用新理念来对付老问题的能力。这些也恰恰是用来创建一家成功高科技企业的要素。但这一次，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不得不让位于一个世人不太熟悉的人物：外交家的比尔•盖茨。
当盖茨基金会在5年前决定优先努力根除小儿麻痹症时，全球范围抗击这种疾病的努力正举步维艰。在世纪之交前后，当时已经进展10多年的项目在现实面前非常无力，那些仍存在小儿麻痹症病例的国家里，疫苗接种的覆盖尚未达到能根除疾病的水平。这些致力于该运动的组织，比如长期领导这一努力的商业团体“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似乎有点天真地认为一切都在正轨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盖茨说，“有人认为一切照常就会达到目标，但这不会成功，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想法。干脆放弃也许比一切照常更好，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盖茨似乎最喜欢挑战“一切照常”，他经常为此展开更为深远的思考。同样的动力促使他反思人们熟悉的慈善做法，并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大量财富花在为重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一紧迫任务上，而不是进行小打小闹的捐赠、到头来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制药业大佬亨利•惠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创立的基金会，在其创始人去世几十年后仍位居世界上少数财力极为雄厚的基金会之列。盖茨基金会则计划在盖茨夫妇去世后的20年内捐出所有资金，然后进入清盘程序。
撼动自满、挑战思维惰性的本能，并不总能让盖茨赢得朋友。为根除一种疾病而押上自己财富和声誉的做法，还有可能被人指责为“虚荣”——“自我慈善事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牵扯到超级富豪时，这种慈善可能会扭曲目标。根除一种疾病的案例以往只发生过一次——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0年宣布天花已被根除。若能帮助资助和组织根除第二种疾病，盖茨基金会将一跃成为全球健康领域最重要的私人慈善机构。此举还将为该基金会奠定基础，利于将目标转向其希望最终根除的其他疾病，为首的就是疟疾。
有人质疑根除疾病努力的价值，认为若按被挽救之生命的直接数量来衡量，其他善举会不会是更好的投资。面对这些质疑，盖茨表示不屑。“‘根除’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零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你要么尽一切努力来达到零，然后对自己实现了目标感到欣喜；要么在接近目标后放弃努力，然后发病率反弹至原有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白白浪费了大量信誉、精力和资金，而这些你原本可以投入到其他事业上。”
有赖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小儿麻痹症在印度已得到根除。但这种疾病在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仍然流行，偶尔还蔓延到邻国。这三个国家仍是世界上最难开展慈善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曾对疫苗接种小组实施炸弹袭击，并指责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流合污。这一事实实则说明了为什么在“根除”努力启动近30年后，小儿麻痹症仍然存在。能否根除疾病与科技是否取得进步关系不大，尽管在这一努力中，新疫苗（这些疫苗更直接地瞄准现存疾病类型）的研制工作起到了帮助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针对小儿麻痹症和其他疾病的免疫活动，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把疫苗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它们的温度保持在2至8摄氏度的狭窄温度范围内，以防它们变质。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所谓的“冷链”：从区域配送中心的大冰箱，到接种人员手中的接种箱。运营“冷链”需要进行周密的后勤组织。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制冷所用的煤油或其他燃料供应短缺，或者设备陈旧，年久失修出现故障。盖茨称，这样的问题技术含量太低，难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遗憾的是，这是一件很平凡、实际的事，”他说，“从科学的视角看，它不够‘性感’。”
此时商人盖茨对激励机制的理解是非常有用的。由于所需的冰箱数量不够、不能为制造商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盖茨基金会不得不预先作出财务承诺。他补充说，疫苗制造商的商业模式使得它们没理由降低生产成本、让自己的产品在价格上更合适。在发达国家能够开出的价格，足以覆盖它们的高成本。如果它们因改变自己精心调校好的生产工艺而酿成任何差错，那就可能危及现有业务。“这与科学无关——这个问题是，你如何才能制造50美分的疫苗？”
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的参与者所熟悉的管理方法也被引入。包括采用快速的试误周期——新的科技公司往往会先进行试误，然后再砸下重金将其中一种管用的设计方案投产，这个过程称为“规模化”，目的是让它们抢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独占一个新市场。
在国家层面负责实施的高级项目官员艾普瓦•马尔雅(Apoorva Mallya)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成功根除这种疾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大笔资金投向了地方性的项目；这类项目本已具备在全国有效实施的潜力，但因规模过小影响力不足，包括在疫苗接种活动开始之前向各区和街道指派社区动员者，由其组织妇女开会，克服不信任或抵制情绪。他说：“我们介入其中并提供资金，让他们在印度各地大规模推广。”
从高科技行业借鉴的另一种方法涵盖了更有效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如果有太多儿童“漏网”，疫苗接种努力就会失败。为了更好地掌握行动的效果，盖茨基金会资助了一些调研小组，用统计抽样来判断是否已达到足够高的接种率水平。
为了更细致了解疫苗接种项目的各项成本，盖茨基金会还引入了一些测算手段。负责该基金会疫苗接种工作的奥林•莱文(Orin Levine)表示，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很难知道应当在哪里集中注意力，才能使全球健康计划变得更加有效。他解释说：“目前我们并未把整个系统中的各项成本都细列出来，也就是说很难说某一领域的某项创新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在微软这种以工程为中心、理性至上的企业中，人们对这种严谨不会陌生。但在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组成松散联盟的全球援助领域，局面则更为混乱，很多机构是在仅掌握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贯彻这样的纪律难免吃力不讨好。学会在该领域工作是盖茨作出的最大调整之一。
“人们不理解数字和系统思维、不理解科学和逻辑，这没什么，”盖茨说——尽管他那出了名的不耐烦令我不敢全然相信他的这一说法。“我只需要一半参与者真正以合理方式思考，我可以说，嗨，这是变革理论，你要明白，如果不（按照变革的要求）去这么做，就会彻底搞砸。”
与许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一样，盖茨也担心政府应对某些最紧迫社会问题的能力。他的这种担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的亲身经历。10多年前，他与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围绕微软是否曾采取非法行动维护其PC软件垄断地位展开过较量，并最终成为战败的一方——尽管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达成的和解挽救了微软，幸免不必按照此前法官命令的那样强制分拆。
盖茨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他承认，与美国政府之间的那场斗争严重挑战了他的信念，他原来一直相信最终胜出的总是最好的结局。他以一种典型的、归纳总结历史的语气宣称，政府“总的来说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方面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美国，自1776年以来，“政府发挥了绝对核心的作用，推动实现了一些壮举”。但是，这并没有缓解他的不安。
“你越接近第一线、看到腊肠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就越有可能说，天哪！这些家伙其实对预算一头雾水。你不由得会想：如果让他们去做些复杂的、在专业管理方面有点深度的事情，比如在美国运行一个有影响又具有成本管理的医疗系统，他们能够办到吗？这有点悬。”
问题不只是政府可能无法胜任相关任务。按照这种分析，多数国家的民主进程也在艰难应对现代世界带来的种种问题，让选民承担他们显然很难履行的责任。“有人主张，让所有人都去投票、就某些领域中日益复杂的课题形成一个意见——而在这些领域中，你也许会认为，那些貌似……容易的答案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面对当前这些问题的民主国家，在此类事情上做得到底好不好”
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与修复美国医疗体系相比，盖茨基金会应对的全球健康和发展问题要更加直截了当。但这项工作要求他习得新的技能：培养与政界人士接触的意愿，修炼外交手腕和说服力的内功。盖茨基金会所做的远不只是发放资金，该基金会拥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并立志要针对问题塑造整体上的解决战略。要想产生实际影响，它必须与各类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这迫使盖茨这个不妥协和不耐烦的科技行业领袖学会跟人打交道。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称，盖茨一直密切参与争取必要政治支持的工作，甚至在区域和地区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盖茨说，他与印度比哈尔邦(Bihar)备受好评的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结下了很好的私交，以确保后者能够鼎力支持疫苗接种。
然而，在全球发展这个领域，有时仅仅做回比尔•盖茨就足够了：他的名气和财富会自动产生魔力。“如果……我需要去印度议会说，‘让我们认真对待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没错——由于我拿出自己的大量财富、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而且我是个技术官僚——这一切可能相当有价值。”
不过，如果说进行此类关注国际发展的外交活动需要习得技能，那么有些东西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曾与盖茨共事的人几乎都会谈到他对工作的高度投入。在前往发展中国家的旅途中，他马不停蹄让周围的人筋疲力尽。在盖茨基金会内，他展现出了曾经鼓舞（并且累坏）微软产品经理的那种耐力。“他要和我们一起做那些最琐碎的事。他会参加我们的4小时会议，逐页审阅幻灯片。”在该基金会负责冷链完善工作的拉贾•拉奥(Raja Rao)表示，“我见过他坐在一个房间里，连续11个小时不停地谈论技术、吃零食、喝健怡可乐(Diet Coke)。”
在盖茨俯瞰华盛顿湖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放着很多关于盖茨所抗击疾病的科学著作。据盖茨基金会的人介绍，凭借着标志性的勤奋，如今盖茨对这些疾病有了深刻的个人理解。盖茨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有一个保持了很久的习惯，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暂时告别日常事务，专心阅读和思考自己选择应对的重大问题。他在谈话中也频频引用不同作者的观点。哪怕得到最小的由头，他也会滔滔不绝地介绍不同类型的小儿麻痹症和疫苗，然后又说，基因测试显示，这种疾病如何一度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地持续出现和传播，尽管极少有疫情全面爆发的情况。
当年的盖茨正是凭借这样高强度的思维和对细节的掌握来领导微软的，它催生了能够主导高科技行业的那种文化——也催生了最终招致监管反弹的越线行为。“我在20多岁时是那种绷得非常紧的人，非常没有耐心。”他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已完全改变。只是希望自己变得更有分寸了。”
不过，如果说盖茨的举止已变得更有分寸，那么他的不妥协态度可以说仍十分明显。盖茨的计划旨在拯救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人群，使他们摆脱这个有时对苦难视而不见的世界带给他们的命运。就该计划而言，盖茨的不妥协态度既是最强大的资产之一，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明白如何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追求坚定的个人逻辑，对他而言仍是一种需要进一步修炼的内功。
盖茨说：“在两三年前的一个会上，当有关人员未能周密考虑根除小儿麻痹症的项目时，我的态度相当不客气。”他向与会工作人员传达的信息是：“这种思路可不行，它不够好，不能让我们达到目标。”
不过，“新”的盖茨并没有打算不去想这件事了。会后，他做了世界各地的有家男人在这种时候都可能会做的事：“我对梅琳达说，我在这事上太严厉了吗？我应该给谁发封邮件？我的话是有激励作用还是让人泄气？这些全都是一个‘度’的问题。”
理查德•沃特斯(Richard Waters)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西海岸主编
译者/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