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软件业在计算机行业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对象技术获得极大欢迎，终于成为90年代软件界最大的热点。随着发展，这一技术形成了OOP（面向对象编程）、OOD（面向对象设计）、OOA（面向对象分析）等多个维度，成为完整的软件开发方法学。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图形技术迅速提高，多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一切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契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这一年，周鸿祎大学毕业了，开始念研究生。此后，出现了一波更大的创业潮。周鸿祎以一个在校生的微弱力量，也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了。
电脑小狂人的第一次中关村之行
大四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实践。他开始到外面的公司学习攒电脑——第一次觉得离“电脑公司老板”的梦想这么近！但他靠近梦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学迅猛！
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实习，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么办汇票，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么去中关村办航空托运。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些事，更别说搬箱子、接货、送货这些力气活儿了。但周鸿祎很有兴趣，他坐火车跑了好几次北京。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渐不露怯了。哪个牌子的激光打印机什么价，他一清二楚，还学会几句黑话，貌似很老到的样子。
总的说来，他的大学四年过得很紧张，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干活儿，夜里两三点才睡觉，全然不顾身体健康受影响，谈恋爱就更没时间了。
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后来，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总该学点儿管理学。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毕业设计也很成功。
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
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计算机反病毒研究》后，周鸿祎决定研究反病毒。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周鸿祎的“反病毒卡”没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来。
同时，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个是石晓虹（现奇虎360公司副总裁）。
条件很艰苦，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自己还得编码编程。后来，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更多地做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石晓虹负责测试。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们成天盯着机房，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有的同学禁不住周鸿祎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再后来，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帮他做程序。
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管理宿舍的大妈、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
周鸿祎有一个癖好：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准备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再拷些别的“高级”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高级”资源。糟糕的是，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
产品还没做出来，派出所倒是进去了
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这下子抓到了把柄，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毒。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网卡、CPU和其他硬件，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公安处把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这也难怪，他们昼伏夜出，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调查者很容易找到线索。
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突然来了几个公安，周鸿祎被带走了。
经过几天的折腾，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历经磨难，最终得奖后，周鸿祎感慨万千，也一直心怀感激。
从象牙塔走到现实世界
没有《硅谷热》，周鸿不会那么早建立起正确的产品观。没有产品观，他就分不清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为建立起初步的产品观，他才知道需要走出象牙塔，将自己放逐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
反病毒卡做出来，还获了奖。但是周鸿祎没有止步于此。此时研究生一年级结束，他的想法也变得成熟些了，开始想着怎么把反病毒卡卖出去。
《硅谷热》，他反反复复读了很多年。与这本书的渊源，始于1991年周鸿祎坐火车去上海实习的路上。带队老师带了这本书在路上看，周鸿祎很自然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他没有去追求的世界，一个要出国才有可能亲身体验的世界。虽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但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让他入了迷。
《硅谷热》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虽然没有涉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电脑革命和90年代更加壮观的互联网浪潮，但即使在今天看，其内容也没有过时。无论是风险投资、生态特性、生活环境还是高度的竞争氛围，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参照和可供借鉴的地方：惠普创始人维修示波器的车库，微软的温馨小屋，仙童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造出CPU的灵感，英特尔那个天才流淌的酒吧……
《硅谷热》在全世界点燃了人们对硅谷的狂热，自然也包括中国。科技原来如此浪漫，创业原来如此豪迈！
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把早已埋藏在周鸿祎心里的对自由和创造的渴望砰地引燃了。自己买到书之前，他还复印了很多内容随时看，买到书后更是爱不释手。
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原来很近，并不遥远。原来这些天才跟他一样，穿着拖鞋，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周鸿祎平时生活里就更加刻意模仿这种做派了。
也许，没人会知道一个“纯土鳖”的灵魂里装的净是“洋派”的梦想。其实，这种渴望几乎存于当时中国每个有志青年的心中。
虽然很难准确统计有多少人因为受到《硅谷热》的触动从而心怀高科技创业的梦想，有多少人的生命轨迹因为这本小书而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斑，比如王志东，和周鸿祎一样，这也是他最爱的书。
周鸿祎和王志东都不是特例，他们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人的造化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被激发起来的热情最后变成什么——是焰火般绚烂后归于沉寂，还是浓缩成一团心火，温暖你仰望星空时的梦想，也照亮你蹒跚前行时的路？
反病毒卡后来还是在他的努力下做出来了。但是看过《硅谷热》的人与没有看过《硅谷热》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他明白了作品与产品的区别，明白产品的价值必须被人使用才能实现。
最开始周鸿祎并没想自己卖，他想到的是把成果转让给别的公司，于是就和西安和咸阳的两家公司分别谈了一次。实际上，那两家公司都是骗子公司，但当时他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怎么都说不过人家。周鸿祎虽然觉得对方没道理，但就是说不出人家没道理在哪里。
思虑再三，不能和自己怀疑的公司合作，他还是决定放弃。他想北京公司多，而且大学毕业时就到北京中关村打过工，就又到了北京。
在瑞星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场口气就特别冲：“我做了一个反病毒卡，比你们的好，想跟你们聊一聊。”
当时接待他的人一听这话，眼皮都没抬，就把他搡出门去了。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悲剧告终。
后来他去找联想公司，因为不认识人，就直接到了联想中关村的门市上。
联想公司当时在中关村有一个很大的门脸，跟四通挨着。但是跟周鸿祎接触的都是中低层的员工，他给人家演示，人家也觉得很好，但是人家说联想没这个业务。他找不到中高层的人洽谈，自然也就无法合作了。
后来，他和晓军电脑联系上了。周鸿祎其实也没想漫天要价，心想几万块砸出去，能换回两部电脑来也行，让自己以后不用再四处借别人的电脑用就可以了。
但是谈来谈去，晓军电脑的条件都太苛刻了：技术给他们，产品也给他们；至于钱，要等他们做了之后看情况再说。再傻的人也能看出这事不靠谱，何况是周鸿祎，他赶紧闪人了。
就这样在中关村跑了一段时间，他的感觉很糟，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回到西安。他心想，实在没人做就自己做。
学校和西安周边地区就由周鸿祎自己去推广。
在学校里贴海报的方式效果非常有限，只卖了几十张卡。而且这几十张卡也给他惹了很多麻烦，因为卡装到用户的电脑上和在他自己的电脑上不是一回事。
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开始疲于奔命，随时要去给用户做售后服务。
做售后服务的过程中，他免不了被人骂，也只得老老实实听着，谁让他收了别人的钱呢。当然，经过“病毒门”的洗礼，他的心理素质已今非昔比。
负责销售的公司帮他把卡卖给了一些厂矿企业，使用中出了问题他也得过去解决，这个过程对他帮助很大。虽然反病毒卡没有取得硅谷那些人的辉煌成就，几乎是款失败的产品，但是他从中收获的要比钱有意义得多。
当时给他做代理商的公司叫西安凯特，现在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叫西安博通。这样一个公司愿意给他做代理商，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谈判的时候，周鸿祎认为，对方是代理商，自然自己应该占大头。但是一张卡至少三四百元的售价，对方给他的进货价只有99元，只是个零头。
当时一张卡成本为50多块钱，还不算人工费。周鸿祎当时怀疑他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不然怎么会给出这个价来。对方什么都没干，就是帮周鸿祎卖东西，怎么能拿大头呢？还是好几倍的大头。不过这次，他没有马上放弃，因为直觉上还是相信对方有诚意，于是压着火气继续谈，继续磨。
